1776年，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表了他的著作《国富论》，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个单独学科而产生。在这本著作中，亚当·斯密阐述了他那经典的“看不见得手”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能够引导经济在最佳状态下运行：个人和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形成供求意愿并通过市场表现出来；市场运行良好，价格和工资能够充份反应这些供求变化并及时、充份地作出调整，使得每个市场都达到供求均衡，个人和企业获得最佳地经济状态。

总而言之，古典的宏观经济学思想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地市场机制能够实现有限资源的充分利用，也能够使经济在历外部冲击后自动恢复均衡产出和就业。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经济沿最佳的路径发展，因此，政府不需要、也不能够通过经济政策来干预自由市场的经济运行。

而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在普林斯顿求学其间就作出了重大的发现，亚当·斯密所谓的人人为己，社会效益最大的结论如果不是完全错误的话，至少也是不完全的。这就构成了现代博奕论中极为精彩的一个结论。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理性的选择对于社会而言却是非理性的！

举一个博弈中最基本也是最精彩的例子囚徒困境就可以说明。大家都知道，囚徒困境的上策均衡是招供，招供。这一选择无论是对于囚徒A还是囚徒B都是他们的最优策略。但如果考虑一下两人的社会总收益明显是小于合谋不认罪的收益的。

从这个例子也就可以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对每一个个体而言理性的选择对于社会而言却是非理性的？如何才能改变这种境况？如何才能使整个社会的总收益达到最大？

答案也许很简单，通过一种社会制度或社会公约的建立，很容易达到这个目标。

同样通过博奕论来解释。

假设张三李四在同一地点买蛋饼，两人可以分别定价1.5元或2.0元。不过如果一人定价2.0元，另一人却定价1.5元。那么多数顾客将被定价1.5元的商贩吸引而导致定价2.0元的商贩受益甚至少于两人恶性竞争同时定价1.5元时的收益。当然两人同时定价2.0元时平均收益最大。这个例子事实上也是很具有普遍意义的。当竞争激烈时消费者得益，合谋垄断时销售者得益。

但是很明显，（12，12）的总体最优解是不稳定的，任何一个商贩都可以通过降价来获得更高收益18。显然有限次博弈的最终均衡是（1.5，1.5）。但是这种结果无论是张三还是李四都不愿意见到的。他们当然希望同时定价2.0，然后都不背叛。这样就可以获得长期最大利益。在博弈中有几种方法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一种是形成无限重复博弈，不过虽然看起来如果人们按照合作博弈解行事，则任何常数和博弈都可以转化为双赢博弈。但是在现实中却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非合作博弈问题，非合作博弈似乎才是现实当中的写照。道路拥挤、环境污染、过度捕捞、通货膨胀等等问题都难以简单的解决。

就像通货膨胀，当央行过快地增加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时，会产生通货膨胀，解决方法一般是降低货币的发行速度，或者停止增发货币。如果央行承诺要抑制通货膨胀，商家们也相信央行的承诺，那么通胀就将很快消失，且不会带来经济衰退。但在政治世界里，中央银行很难真地采取措施消除通货膨胀。如果它减少经济中的货币供给，就会导致长期失业，利率上升，经济萧条和企业破产等一系列灾难性后果。鉴于人们对大萧条的恐惧心理与央行通货膨胀税对政府的益处，央行作出消除通货膨胀的承诺是不可靠的。人们也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很多博弈困境的产因是承诺的不可信。

不过一旦承诺可信又会如何？政策保障是否能消除博弈困境呢？

还是上面张三李四的例子。譬如如果两人签订一纸9元的协议，如果一人降价而另一人不降，受损者将得到者9元。那情况又会如何呢？可以分析得出，两人都不会背叛。因为收益18减去9元无论如何都是吃亏的。这样就保证了双方都不会背叛，那样一纸事实上不会实行的协议导致了双方遵守合作。这也就是社会制度，法律的意义。不是惩戒，不是警告。而是改变博弈者心中的收益矩阵从儿达到社会公平，和谐。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社会制度，法律制度作保障。那么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极有可能出现反复，面临危机，甚至社会发展的退化。

文化大革命，这一将毛泽东由圣人打下凡间的错误运动；大跃进，这一不顾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盲目追求指标的社会狂热。无一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耻辱，无一不是漠视社会法律制度的产物，无一不是社会公平受到践踏而引发的悲剧。

在此，我不想就宏观经济政策究竟是否长期无效，政府应该放任经济自由发展一类的问题再作辩解。毕竟从数据而言，实行宏观调控后经济波动的方差大大减少是不争的事实。

很多问题刻不容缓，而只有在庞大的经济基础上，思想的转变才有空间。可是环境，生态会给我们那么多时间来转变思想吗？会给我们那么多时间来进行实践吗？不会，显然不会。那么如何才能保证现在举动的和谐，减少对未来的破坏，我认为这一切都可以由恰当的社会制度来保障。而制定这一社会制度的决不是过去的所谓的一言顶万言，决不是少数个别人可以仓促决定，也绝不是所有人都有必要参与制定的。限于过去，限于规定会阻碍我们的视野，个别决定同样不符合民主集中的原则，难免参杂个人因素，而太多人参与一方面大大降低了效率，一方面阿罗不可能定律。

被马克思贬为万恶的西方经济学思想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在迈向和谐，解决社会两难问题上完全可以借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同博奕论思想。社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接受、践行程度是受教育水平直接影响的。思想意识形态是西方主流思潮，短时间内无法转变的前提下，以之彼道还致彼身的做法至少在现阶段是有价值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借鉴是我们的思路，创新是我们的方向、突破是我们的目标。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无论是孔子还是康有为，无论是卢梭还是孟德斯鸠。公平正义，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一个永恒主题，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价值取向。人们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期待和设计，始终贯穿着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向往与追求。

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消灭剥削，共同富裕的社会体制。者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有过挫折，有过损失，有过磨难。但始终如一的是那种探索的精神，是那一永怀天下的心胸。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

这一切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而现在，在党的17大之际。如何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如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如何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如何。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最后如何保障这一切的落实与保护。这些都应该是政策来保障的问题。

可见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是极其必要的，这个社会制度的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更是必不可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