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自由，这两个概念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学术的概念，一个是哲学的概念。事实上，这两个概念是有深刻联系的。从本质上说，经济学就是论证自由的概念。
讲起经济学，我们就不得不从老祖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讲起。从正统的教科书说，经济学一开始就是研究如何使国家富强的学问。事实上，国家富强只是个意外收获，亚当斯密整本书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论证每个人机遇自身的目的使如何使社会利益达到最大化的！他写道，我们每天能够吃到面包，享受到各种各样的服务，并不是出自商人的善心，而是来自于他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我们可以引申一下，只要保证每个人都有追求自身正当利益的权力，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自动地实现供求平衡，财富也会不断地生产出来。在这副图景里，没有政府的地位，它仅仅是可怜的watchdog；这副图景的关键因素在于保证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微观决策主体自由选择的权力。我们知道，哲学的自由主义传统正是来源于英国，来自洛克、边沁、密尔等人，因此，经济学诞生在自由主义传统浓厚的英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开始，自由选择就天然地成为了经济学家们的图腾。为了论证个体的自由选择会带来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学家们前仆后继，终于在Arrow和Debreu的手中完成了最后的证明。虽然这个范式不可避免地具有对现实过分简单化经济学的通病，但是从此经济学家们可以扬眉吐气，因为他们的最根本信念已经得到了证实！
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当多的经济学大师们所作的事情都是在论证自由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到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甚至是纯粹形式化的纳什均衡，无不是和自由选择联系在一起。每当发生某些变革，出现某些新事物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解决办法不是别的，只是用自由选择的市场来解决。只有当市场实在无法解决的时候，才会想到政府等第三方的力量。因为他们深信，自由选择基础上的相互交换、相互协商，才是最终实现帕累托改进的不二法门；政府所作的只是为这样的解决方案保驾护航。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距离经济学的传统太远了。每当发生某件事情、面临某项变革的时候，我深信许多人，包括许多经济学者来说，想到的往往是政府是不是该出台一些政策法令来管管这件事，而不是想着如何交给市场去解决。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可以看看，出台了有多少法律法规？毕竟，让父母官为民作主，这是我们的历史传统啊，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历史记忆。即使横决天下如毛泽东者，最后也不得不承认，他无法改变中国的传统，只能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区。作为一介书生的经济学人来说，更要认识到，这种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它需要慢慢地积累，需要我们整个社会逐渐明白市场的真谛之后才可以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是写进党和政府文件的目标，但是向社会科学的说明市场的重要作用、说明保证自由选择的重要意义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才是我们应该承担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