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这个问题也得从需求方面来看。受众的不同回应可能会影响到知识分子对批判这种产品的供给。在某些欧美国家，民众对于独立知识分子的道德教化角色给予了某种程度的肯定，至少是大度和宽容，从而知识分子也就敢于就某些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说知识分子提供的批判产品所面临的市场是竞争性的话，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知识分子可能就会只针对自己熟悉的领域发表比较专业的意见，这样就能克服何帆所谓的知识分子批判的不分领域的滥用。而且，就我们熟悉的一些西方的独立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批判社会的起点也并不完全是把自己当作社会的良心，更为贴切的比喻是他们是把自己比作一个surgeon，只是就在自己眼中的社会毒瘤发表欲先除之而后快的意见。

另一方面，如果针对知识分子所提供的批判果真存在一个竞争性市场的话，就会存在批判意见不断试错的机制，那么其长期动态均衡点就不会仅仅停留在纳什均衡上。

而在另一些国家，政府或者民众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所谓的“清谈”——持有一种贬抑和蔑视的态度，从而进行打压和封杀，因此独立知识分子存在的土壤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知识分子提供的意见无非是对立的利益集团发表自己呼声的传话筒而已。

当然，在这样的社会进行转型的时期，就开始产生独立知识分子得以滋生的土壤，独立知识分子的声音就显得格外重要。

我的最后一点意见是，所谓的独立知识分子可能并不独立，其背后可能受到特定利益集团的影响。但是只要知识分子发表批判意见的市场是竞争性的，那么代表各种利益集团意见的知识分子都会粉墨登场，而且，代表弱势群体利益的知识分子由于能够更多地体现出“社会良心”的特质，从而其收益可能更高，那么经过重复博弈之后的市场均衡，也许是能够推动社会发展的。

我的结论是，重要的并不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一定要高于理性，重要的是，由独立知识分子来提供批判意见也许是非常经济的。而知识分子所提供意见的市场结构，决定了独立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能够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好处。

何帆：楼上的分析比较中肯。但是遗留的问题仍然很多：
（1)知识分子和宗教、传统的问题：在近代以前，知识分子是比较低调的，因为人人敬畏神明和传统，只有在宗教和传统式微之后，知识分子才开始粉墨登场；
（2)张明在分析中也不时地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但是基本上是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即知识分子是俘虏者，我觉得这是有争议的；
（3)政府是可以利用知识分子的，正如政府可以利用利益集团一样。如果我是政府，左派知识分子力量强大我就会扶植右派，右派强大我就扶植左派，记得在内生关税理论中的结论吗：政府可以不改变关税水平但是对立的两个利益集团为了贿赂政府不要出台对自己更不利的政策也不得不交纳政治献金。据传，拿破仑要去打俄国，国内反对声一片，拿破仑说，好办，办个法兰西学院，评选法兰西院士，于是就没有人攻击他了，大家全部忙于评选法兰西院士了！

张明：因此，所谓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十分重要。由此引发了两个问题：

第一，真正存在所谓的独立知识分子吗？或者说，知识分子如何保持其独立性？
第二，即使存在所谓的独立知识分子，就能够保证独立知识分子不受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用吗？何帆关于法国的例子就是一个证明。

所以我认为，章奇和何帆关于知识分子批判性和理性孰高的争论，首先还是有必要界定一下你们概念中的知识分子定义。只有双方的定义完全吻合，才不会产生偷换辩题的嫌疑。呵呵。

张明：关于宗教和知识分子的问题。第一，并不是宗教势微之后，知识分子才粉墨登场。如果我们把马丁。路德等人也视为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可以说宗教和知识分子是交互作用，甚至相辅相成的。这又回到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的问题上来了。第二，我们也并不能说，在当代的西方国家里，宗教就势微了。我们只能说，随着科学的日益昌明，宗教中部分关于迷信的东西被澄清了。但是，就目前科学发展的现状来说，科学还远远不能替代宗教。即使霍金提出了宇宙大爆炸学说，但是关于初始的奇点的创造，还没有任何理论要比这是由上帝创造的更有说服力。第三，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即宗教提供了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是近代市场经济制度产生的一种本原、一种最重要的约束（它直指人心），也就是说，宗教对于制度来说是内生的。而独立知识分子的作用是跳出制度的圈子外来提供“独立”的批判意见，而这些意见建立在逻辑主义和理性建构主义的基础之上，和宗教的内涵是相差甚远的。也就是说，有必要由知识分子来对宗教、以及在宗教精神下衍生出来的市场经济制度提供一定的外部约束。

因此，我的结论是，宗教和知识分子不是替代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是互补的。对于某些转型国家而言，即缺乏宗教精神，也缺乏独立的知识分子，关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那么，如何在这些国家里建立起某种共同的、让所有人怀有敬畏之心的伦理道德体系，让它起到《圣经》、《古兰经》之类的作用，才能让社会避免陷入物欲社会的泥沼。

开句玩笑，我认为当官员就职时，手按圣经起誓的约束力，要比高喊着我为人民谋福利的口号要硬朗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