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是一件非法持有毒品的案子。我的当事人被控指使另外两人前往邮局领取由云南瑞丽寄到上海的350克海洛因。由于警方有内线，当场抓获了两名马仔。根据马仔提供的线索，又抓获了他本人。
从侦查阶段开始到现在，小子一直矢口否认。由于现场没有抓到他，也未在他身上搜出毒品，警方相当烦恼，请求我协助做些“说服”工作。警察让辩护律师协助破案，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在看守所里，旁听了他们之间的对话后，所有人的视线转到我的脸上。我只说了四个字就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实事求是”。
这四个字解决了我的角色和立场的问题，却没有解决警方的麻烦。事实上，迄今为止，本案仍然属于零口供。
但我显然低估了控方的智慧。他们将案件一分为三，先期起诉并判决了两名马仔。然后用他们的判决书来指证我的当事人。因为法律规定，生效判决是无须质证的。这样，控方成功地将两名利害关系人变成了有效证人。
这种做法在美国的刑事诉讼中比较常见。涉及共同犯罪的案子，往往利用经济学中的
博弈理论（即
纳什均衡）来对疑犯进行攻心。比如甲和乙涉嫌共同盗窃10次，应当判处10年徒刑，但警方只掌握了最后一次可判1年的证据。这时警方会分别与甲和乙交谈：如果你能够坦白全部罪行，你的1年徒刑将会减为3个月；如果你不坦白而你的朋友坦白了，那么他将被判3个月，而你的刑期将是10年。当然警方不会告诉他们，如果你们都不坦白，那么每人只能判处1年徒刑；如果你们都坦白了，两份坦白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一份坦白的两倍，你们将每人被判五年。
这就是著名的“囚犯两难选择”的理论，基于巨大的利益诱惑，加上人类天性中对同伴的不信任，这个理论保证了在大多数的共同犯罪案件中，疑犯都会作出有罪供述，从而起到节约司法资源、提高破案率、减少犯罪黑数的作用。美国的理由是，对罪犯的威慑不是取决于刑罚的轻重，而是犯罪被发现的概率。事实上，两人均作出供述后，得到的也是大致罚当其罪的处理。
由于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定罪原则，因此司法机关往往难以兑现承诺。比如本案，两名马仔的证言对于指控我的当事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假如两人的供述是事实，那么毒品不过是在他们手上过了一下而已，加上触犯的是持有型犯罪，其中一人还是瘾君子，又有立功和重大立功的表现，却仍然被判5年和7年。这样的结果无非是在重复一个浅见的民间真理：“坦白从宽，牢底做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回到我的案子，由于这种司法技巧的使用，我倒处于骑虎难下的境遇。认罪，显然得不到任何好处；继续否认，更是凶多吉少。如果你想了解真相，我只能回答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