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博弈论的转业农民土地决策困境的研究

林智远

（福建农林大学作物学院，福建，福州350002）

摘要：农民作为传统的农业生产者和理性的市场参与者，对于土地的决策和配置存在困境。本文基于博弈论角度分析了农民在转业务工和留守农村种田之间的成本和收益，并建立了转业农民土地决策的博弈模型，通过求得博弈模型的最优策略组合，提出了政府、农民、市场三者的关系在解决转业农民和农村荒废农地之间矛盾的办法。

关键词：博弈论 转业农民 土地 决策困境

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不断加快。据统计，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有1.5亿----2亿，每年转移的实际劳动力约5000多万，在这一系列的转业过程中，农民对于土地的选择在保守的传统思想和市场经济条件的理性市场参与收益之间处于困境状态，很难做出取舍。处于这种情况下，农民从事农业的主要目的根本不能说是为了达到收入的最大化，而应该是为了生计。因此，本文将从博弈论的角度和经济学的观点对转业农民土地决策的困境做出解释，寻求农民土地决策的纳什均衡。

1基于一人博弈及进行裂解后对影响转业农民土地决策的分析

由于农业是弱质产业，从事农业的劳动者的收益受到了自然气候、市场、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极不稳定。进年来，由于科技的迅速发展，农民素质的提高，市场的稳定政府的支持补贴的力度不断加大，较大规模的农民的收益趋于稳定；另一方面，政府在农民转业和进城务工方面予以了大力的投入，农民工的效益相对得到了保障，在取得工作的情况下，农民工的收益也趋于稳定。这样，农民对于自身的收益可以初步的计算出来，这也为我们对其在这两个方面的选择进行博弈分析提供了可能与前提。

在一个人的博弈中，无论农民做出怎样的选择，赢家只有农民自己，农民作为理性的市场参与者，必然会在综合考虑各因素之后做出最经济的选择，也就是说，农民收入分配的方案的结构是超越争议的，农民所采取的策略的利益是一致的，但由于信息交流不充分，农民不可能知道另外一种选择的收益，因此，这就简化成最大值的问题，就是所谓的“鲁滨孙”类型的问题。所以，基于以上的局限性，我们必须引入竞争，即将其引入博弈分析，裂解为两个农民或一个人农民的不同动作。简言之，农民具有两个个人动作，在其中的一个动作时，他不知道有关另外一个动作的选择结果。这样一种缺乏信息的状况不容易实现，因此我们必须将之分裂成两个人进行分析，这样他们有着共同利益但信息传递不充分，达到了我们的效果：

在仅考虑农民种田收入和务工收入以及撂荒成本的情况下，假设外出务工的收益为P_务，农民留守土地种田的收益为P_种，撂荒土地是损失为M：

第一种情况：P_种 >P_{务 ，}

① ② ③ ④

(P_{种 ,} P_务 -P_种 ) ,( M , P_务 -M)

⑤ ⑥ ⑦ ⑧

(P_种 M , -M ), (-M , 0)

其中(P_{种 ,} P_务 -P_种 )代表农民既选择种田也选择务工，其中，①代表此时农民的收益为P_种，而外出务工的收入为P_务- P_种（负值）； ( M ,P_务 -M)代表农民选择外出务工而放弃种田，其中③代表此时农民的种田收益为撂荒土地的损失M, ④代表此时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为P_务 -M；

(P_种 M , -M )表示农民选择种田而不外出务工的收益博弈情况，其中，⑤表示此时农民种田的收益为P_种 M，⑥表示外出务工是收益为-M；第四种情况(-M , 0)表示农民既不种田也不务工，因此农民在种田方面也必须支付土地的撂荒成本，收益为-M, 而务工收入为0 。

第二种情况： P_务 >P_种

① ② ③ ④

(P_{种 ,} P_务 -P_种 ) ,( P_务 M , -M)

⑤ ⑥ ⑦ ⑧

(P_务 - M , M ) , (-M , 0)

其中(P_{种 ,} P_务 -P_种 )代表农民既选择种田也选择务工，其中，①代表此时农民的收益为P_种，而外出务工的收入为P_务- P_种（正值）；(P_务 M , -M)代表农民选择外出务工而放弃种田，其中③代表此时农民的种田收益为P_务 M,④代表此时农民外出务工的收益为撂荒土地的损失-M；(P_务 - M , M )表示农民选择种田而不外出务工的收益博弈情况，其中，⑤表示此时农民种田的收益为P_务 - M，⑥表示外出务工是收益为 M；第四种情况( -M ,0)表示农民既不种田也不务工，因此农民在种田方面收益同样为-M，而务工收入为0。

因此必须比较P_种 、 P_务、M之间的大小关系，若 P_务>M P_种，则农民作为理性的市场参与者，选择外出务工；若P_务=M P_种，则农民作为传统思想的拥护者，农民选择留守土地继续从事农业；若P_务<M

P_种，农民外出必定亏损，农民继续留守土地。当P_务、P_种既定的情况下，M成为主要因素，而决定M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土地规模，经营土地规模没有15亩以上，农民必然不会有结余的收入。因此，为了更好的生计，农业不可能成为新时期农民的主业，“农民”也不可能作为一种职业而存在，而且小规模经营土地的农民不可能为土地撂荒的损失买单。因此，必须留至政府处理，无疑加重了地方财政的负担。目前，我国的土地规模化程度很低，因此，撂荒土地在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之前，若无人为此买单，必将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而且18亿亩的耕地红线必将不保。因此，汪威毅提出，在劳动力转移的持续过程中，必须加快农业的市场化和土地的集中化。

2 经济模型的构建与农民决策困境的两个方面的分析

基于前面在一个人两种简单的博弈的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了几个重要的结论：第一，农民作为理性的市场参与者，农民必然会做出最为经济的选择，但必须以求稳为主；第二，农民在转业过程中对于土地的安置拥有十分矛盾的心理。因此基于以上的研究，我们必须对农民在转业过程中，关系到农民土地决策的并与之息息相关的因素进行系统的分析，从而得出最为确切的答案。为此，我们设计了两个经济模型NV₁：（农民留守土地从事农业的收入）NV₂：（农民转业务工的收入）如下：

NV₁=L_A. RW-L_A.RC M

NV₂=L_A.RW L_A.RE L_E.α.β.UW-L_E.(VC₁ QC₁)-[L_Eα(VC₁ QC₁)- L_A.RC]-M

RW:从事农业人均纯收入；RE:人均转业收入（转业补贴、安置费和征地补偿费）；RC:基本生活消费支出；L_A：农户户均常住人口；α：农村劳动力剩余率；L_E：农户户均劳动人数；

L_A. RW: 从事农业纯收入；

L_A.RC：农户在农村的生活成本；

L_A.RE：转业收入

L_E.α.β.UW：转业后的工资收入；

L_E.(VC₁ QC₁)：在城市的生活成本；

VC₁ ：城市生活成本；

QC₁：歧视性成本

M ：土地撂荒损失；

令L_A. RW=A ; L_A.RC=B; L_A.RE=C; L_E.α.β.UW=D; L_E. (VC₁ QC₁)=E

则上式可化为：NV₁=A-B M;

NV₂=A C D-E-(E-B)-M

NV₂ -NV₁整理得：2B C D-2E-2M

若2B C D-2E-2M>0, 则农民选择外出务工；若2B C D-2E-2M<0,则农民选择留守土地从事农业。因此，为了解决转业农民土地决策的困境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难题，从上式可以看出，我们必须提高转业收入，即一方面，必须提高转业补贴包括社会保障这一系列的补贴；另一方面，必须完善和落实征地补偿机制；第二，提高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工资收入；第三，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取消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打破户籍壁垒，降低农民工城市生活成本；第四，通过土地流转机制制度的改革，减少撂荒土地的无形损失。

3 转业农民土地决策困境的解决对策

3.1深化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实现土地经营规模化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土地流转制度也得到了一些列的改革，但改革不彻底，落实不到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权主体并不明确。农村人口只享有相对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土地处置权不明确。虽然法律规定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转包、转让。但由于农村土地市场尚未建立加之政府和集体对农户的双重干预，使土地产权的流转异常艰难，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在无法有偿转化或转包的情况下，一方面粗放经营土地乃至撂荒土地；另一方面怕丧失土地的基本生存保障权而不敢选择落户城市。

因此，深化土地流转制度改革，首先必须从土地基本制度入手，在保证基本性质不变的情况下，调整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完善落实土地征地补偿制度，降低土地撂荒损失，加大政府直补力度，重视农业的多功能性开发，在WTO农民直补规定框架下对农业的生产价值实行成本替代法的计算，并减少直补过程中造成农民的不必要的麻烦和成本。其次，实现撂荒土地的集中与规模化承包经营，处理好规模经营与土地私有化之间的误区。在此过程中，必须让政府充当组织者，做好土地的规模化承包经营与农民小农生产利益的矛盾，切实保证农民的切身利益，构建和谐乡村。

3.2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上个世纪50年以来，我国在计划经济的指导下，实行了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二元社会结构从此诞生，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体制根本不适应我国发展的迫切要求。2007年两会期间，国家取消了户籍制度，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而对于农民来说，首先，他们的观念不可能马上转移过来，由于文化素质低，他们根本不会去关心这事；其次，即使他们享受到这一实惠，但是，农民享有的社保、医保等福利根本不可能与城市户口平等，这是由我国的人口多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国家与基层财政暂时担负不起这些资金。

笔者认为，农民转业和进城务工的艰难归根结底可以说是现有的二元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矛盾所导致，城乡发展严重失调。和谐的社会经济结构应该是平衡并且协调发展的统一整体，应该是农业从事人口和农业所占的GDP比重相协调，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协调。虽然国际尚没有这个标准，但是当中国三农问题得到相当程度解决的时候，这个指标应该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统一的。虽然中国现在做不到这一点，但这是趋势。

加快转业农民向城市转移，必须加快社会户籍制度的改革，在完善公共政策的同时，也要完善配套基础设施，使进城农民也享有这一公共资源。在户籍制度改革的操作过程中，必须让这部分的农民参与到决策中来，充分保障这一部分农民的切身利益。

3.3 健全社会保障体制，为转业农民提供保障环境

农民在转业过程中，一方面受传统思想和户籍制度的制约，大多农民无法完成整个家庭的搬迁，这就顾及到家庭的情况；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打破家庭的集体搬迁或转业这一现象，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全，因此，农民的传统的保守性和狭隘性主导了转业的动力。农民认为，外出打工比留守田地从事农业生产可能得到更多的利润，但风险和成本必然比较大，他们认为土地就是他们最为稳定的社会保障。因此，作为大多数农民在这一困境面前的选择是有机会可以尝试外出务工或转业，但家里必须留有一小部分土地以供生计。事实表明，由于我国人多地少，人均土地面积微少的根本无法使留守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成为发家致富的一种手段或他们的主业。因此，随着二元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矛盾的化解，农民的大量剩余，农民转业是必然趋势。笔者认为，我国农民转业会呈现5个历史时期，即认识期、尝试期、过度反复期、趋于稳定期、接受期。在这样一个反复的过渡过程中，必须健全社会保障体制，消除农民工进城的歧视性成本，降低农民城市生活成本，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公平、住房等方面对农民工予以支持与倾斜，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对农民工的工作做出政府性的保障。

3.4 正确引导农民组织，提高农民素质

综合分析我国农民的心理特征和推拉理论，对于农民转业及城镇化过程中的主要动力则是出于生计，而其中的“社会资本”则来源于农村社会血缘、姻缘、地缘三位一体的社会关系。在许多大城市都有存在类似“老乡会”等性质的组织，因此，如何正确引导这一农民自发的社会组织，实现组织的组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服务，做好农民的转业、安定工作。笔者认为，在这一组织内部，可以建立农民工的信息库，反映农民工作、生活、社会保障等情况，为转业农民进城务工提供保障。其次，必须加强农民的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4 结论

美国学者TODARO指出：“我们已经认识到，在大多数的传统社会中，农业生产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任何一个想要改造传统农业部门的政府都必须认识到，除了要使农业结构适应发展的生产需要外，各种影响社会、政治的和农村社会制度结构方面的深刻变革也往往是必不可少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加速转型，农民迫切要求村级土地制度的变迁，但我国的农民将还是处于一种亦商亦农、亦农亦工的状态，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农民都离不开农村，离不开土地。虽然目前我国对于转业农民的决策困境及其衍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经出台了许多相应的政策，但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的，它必将在我国长期存在，不过笔者认为，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和力度的不断加大，解决这一历史性的问题的时间将大大缩小。笔者认为，对于关键的转业农民意识、决策的转变需要经过几个历史时期，即认识期、尝试期、过度反复期、趋于稳定期、接受期。但从目前来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还是不会轻易改变，农民“恋土”与“厌土”的矛盾难以迅速解决。

5 参考文献

【1】 姚国庆. 博弈论【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10.

【2】 朱.弗登博格（美）. 让.梯若尔（法）. 博弈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10.

【3】 钱忠好.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和创新研究（续）【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9.

【4】 李云才. 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12.

【5】 侯立白. 李新然. 农村发展研究方法【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