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主义为何是当下中国所必需？

范海辛

（本文为对话体，甲问乙答）

甲：当下中国，民主少、威权多，因而导致百病丛生。阁下不为生民争民主，反而要当局进一步加强威权，岂非火上浇油、助纣为虐？

乙：不错，诚如君所言，当下中国因不行民主而致百病丛生。但解决之道却非即行民主。

当下中国在大的方面、总体方面而言，确是民主太少，但在有些方面，又是民主太多、太滥导致当断不断、当行不行。譬如在统治集团内部，由于多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使得凡涉及这些集团利益的任何改革都无法践行。我主张的威权主义即是对此而言。

甲：原来你要的威权是针对统治集团内部的寡头民主而言，这一点我很赞成。不过我们知道，威权历来都是双刃剑，搞得好是铁腕治国，效率奇高，搞得不好，便如斯大林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那么你主张的威权主要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对此你又有何总体设想呢？

乙：我认为，中国需要威权并非是哪一个人的狼子野心或奇思妙想，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即威权体制的践行含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特性。至于威权体制的任务——所要解决的任务，我以为主要是两个方面：

1， 政治方面以威权推进民主改革，反贪抑奸（商）；

2， 经济方面以威权实现大跃进。

甲：概括一下，实际上你应回答四个问题：

1， 威权主义的必然性；

2， 如何防止威权主义的负面作用；

3， 以威权推进民主改革；

4， 以威权实现大跃进。

乙：同意你的概括，但在回答顺序上，将把如何防止威权主义的负面作用押后。实际上，除了这四个问题外，还有两个问题，

1， 什么是威权主义？

2， 如何实现威权主义？

因此，本文的提纲为：

（一） 对威权主义的定义；

（二） 威权体制的必要性；

（三） 以威权促民主；

（四） 以威权促经济；

（五） 如何实现威权体制？

（六） 防止威权的负面作用。

（七） 结束语

（一） 对威权主义的定义

甲：那么请先从对威权主义的定义开始。

乙：威权主义与权威主义应该是同一含义，但威权主义主要是指一种政治体制，权威主义则是一种政治学说。这种区别恐怕只有在中文里有，如果翻译成英文，不知译家如何区别。威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它是介于专制政体与宪政民主政体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孙中山对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构思出了一套渐进方案——军政、训政、宪政。建国初期我们还嘲笑过孙中山，认为他的这套民主渐进方案不如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来得彻底，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的表现。只是后来才知道，民主不是那么好玩的。现在看来，还是孙中山的渐进民主方案具有可行性。我们当下的党国体制、由军委主席实际掌权的体制，似可归为军政；而知识分子向往的民主自由，又可归为宪政。问题是由军政而至宪政，必须有一个过渡阶段，如果缺少这个过渡阶段，极有可能重蹈俄罗斯转轨期间的动荡。这个过渡阶段，就是孙中山的训政，也即我所言的威权主义体制。

甲：能否对威权体制作一详细介绍？最好能举例说明。

乙：威权体制既然作为军政与宪政之间的过渡，必然具有二者的特点。与军政时期相比，训政时期宪政民主的雏形已然出现——反对党在法律上已经合法，公民的宪法权利大部分可以实现。但在训政时期，军政阶段的威权依然存在，虽然名义上一党专政已经废除，但事实上仍是一党独大，一党执政。由于执政党设立的种种法律限制，反对党一时难以长大。虽然反对党可以在一些县、区竞选成功，但绝无力量挑战执政党在中央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权。其典型实例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政体。俄罗斯的普京，也被一些政治学家视为威权体制的新实例。

（二） 威权体制的必要性

甲：能否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明威权主义过渡的必要性？

乙：可以。美国加州大学的Perry教授提出的政府与社会博弈的理论，似可作为说明：

Perry教授认为，政府与社会博弈，存在四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是强政府对强社会，这是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状况。

第二种是弱政府对弱社会，这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大部分欠发达国家的现状。

第三种是强政府对弱社会，这是俄罗斯、中国等国的目前状况。

第四种是弱政府对强社会，这种状况比较少见。波兰团结工会期间可算一例。当年，共产党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军政府势力较弱，而社会力量除了团结工会外，还有波兰势力更强大的天主教会。当团结工会与教会联合起来后，就形成了弱政府对强社会的格局。

Perry教授的理论，国内介绍的不多，只有上述寥寥数语。我个人理解，在上述四种状况下的博弈，除了第一种情况下强政府对强社会的博弈能致双赢外，其余三种博弈的结局不是双输便是零和。

甲：何以见得？

乙：“博弈论”是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内中有“纳什均衡”一说。这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纳什先生提出来的（有一部获奖的好莱坞电影《美丽的心灵》便是介绍纳什的）。其意是说，博弈双方只有在“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势力均衡的状况下，才能导致双方的双赢和利益最大化。如果没有均衡，而是实力悬殊的博弈，则此种博弈往往会导致双方失去理性，使博弈发生异化。而异化的博弈、双方在低理性水平上的博弈，是很难达到双赢的。

甲：能否举例说明？

乙：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就是缺乏纳什均衡的强政府对弱社会的博弈，即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对一盘散沙的小农社会。这种状况下的博弈，总是弱社会的节节败退，退到无法再退时，弱社会便来个“绝地反击”——揭竿而起，天下大乱，社会生产力一下子又倒退多少年。对此，秦晖先生有言：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主要矛盾，不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而是官府与民众的矛盾（即政府与社会的矛盾），信哉斯言。我认为，这也是中国社会两千年治乱循环周而复始毫无长进的根本原因。

专治英国史的钱乘旦先生对资本主义何以首先在英国诞生，也有与此大同小异的观点。他认为，这是由于英国当时的王权与贵族在势力上恰好达到均衡的缘故。为何法国未能先诞生出资本主义？因为法国王权强大，诸侯软弱，导致法国产生了中央集权的政府，从而抑制了民间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德国呢？按理说德国首先爆发了宗教革命，资本主义更有理由首先诞生于此。但是德国王权软弱，遂致诸侯势力坐大，一个神圣罗马帝国分裂成许多个封建邦国，无法形成全国的统一市场，故也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首先产生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与德国相似。这些都说明了均衡之于博弈的重要。

故为使中国从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向现代的强政府、强社会的格局演变，威权体制就是必不可少的。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所犯的一个重要错误就是，在强势的公民社会尚未形成之际，先去削弱中央政府，结果形成了弱政府对弱社会的博弈。这必然招致国家的混乱与社会的动荡。普京之所以得人心，关键在于他恢复了中央政府的集权，结束了由于政府软弱涣散导致的混乱。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威权体制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甲：你把威权主义的定义与其必然性这两个问题一起做了解答，言之有理，很好。但是既然要加强社会功能，那么在中国当务之急就应先行民主。譬如说放松对民间结社的管制，允许反对党的合法存在，而不是什么加强威权。以体现你所说的博弈均衡。

乙：你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均衡如何建立的问题。为何要建立均衡？为的是要使博弈双方在理性的基础上博弈。抽去理性的均衡是无意义的均衡。中国与俄罗斯这样的传统社会由于文化的原因，历史上民众的理性就一直不如西方。由于民众理性化程度不高，民主化带来的往往不是理性的公民社会，而是?社会。这一点，已为俄罗斯转型的历史所证明。因此，训政阶段的威权就是必须的，必须、也只能以威权来促进民众的理性。

甲：威权本身就含有非理性的味道，以非理性的手段来促进理性，这好像有些自相矛盾。

乙：理性主义如何对待非理性主义？或说我们如何对待傻子与疯子？难道你去向这些人讲理吗？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理性的强制就是必须的。

说到理性，这里就不能不谈文化的问题。非常不幸，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体系并不是如马克思或《联共布党史教程》所宣称的那样，可以不顾文化的土壤、仅仅是由经济这一个因素决定的，从根本上来说，这种体系只能从西方的文化土壤中产生。即，既使在十六世纪的中国明朝，其人均GDP达到或超过英国的水平，也肯定不会首先诞生如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是理性主义加个人主义，而东方专制主义的文化土壤是经验主义加集体主义。要使资本主义这颗大树能在东方扎根，非要进行强制性的文化转型不可。所谓文化转型，就是要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转为“基本西化”。

甲：插问一句，你的“基本西化”与“全盘西化”有何区别？

乙：实际无区别。只是“全盘西化”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因为你不可能建设出一个没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

甲：我注意到你的这一段宏论中实际上牵涉到两个重要问题：

1， 理性主义能否以非理性主义的手段对待非理性主义？

2， 资本主义是否如你所言是一种特质而非一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体系？

从这两个问题引申，又可以演变成如下的两个问题：

1， 为何文化转型需要威权体制？

2， “全盘西化”或“基本西化”的必要性。

乙：谢谢你的概括。在这里，为了节约篇幅，我想重点解释文化转型与威权体制的关系，而关于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必然还是偶然的问题，由于所涉理论较多，这里无法展开。对此，如果你有兴趣，建议你看看顾准的相关文章，我的观点部分来源于顾准。

所有的概念都是对立统一的。没有?就没有白，没有非理性主义也就没有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要使自己成为一种实用的理论，就必须允许自己的体内存有对立面的因素。理性主义如果不使用非理性的暴力强制手段，而是惧怕自相矛盾使自己与对立面绝缘，就无法战胜种种反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譬如，你靠说理就无法制伏疯子、傻子与骗子。但理性主义在使用这些非理性的手段时，与非理性主义不同，是受着种种条件制约的，这些条件统称合理性，即我们常说的有理、有利、有节。

因此，理性主义可以用非理性的手段来反对非理性主义，否则理性主义就不是完整的，但在使用这种非理性手段时，绝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文化转型过程中，威权为何是必须的？这是因为文化本身的原因。什么是文化？文化是我们对外界事物的态度，所以，文化就是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因而文化转型是非常痛苦的（故有“洗脑”一说）。既然文化转型非常痛苦，而不转型又非常危险，所以威权就成为必要手段。文化转型过程中威权体制的作用，实际就是资本主义理性借助政治强制力来矫正封建宗法理性的过程。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光绪皇帝的维新过程。如果光绪没有足够的威权，仅靠说理是完全无法说服满清的王公贵族的。如果光绪有足够的威权支持，能够压制统治集团内部的反抗，其改革成果不用怀疑，至少能够达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统治集团内部的反改革派会经历一个先苦后甜的过程。先苦，是文化观念被强制转型带来的，后甜则是改革致民富国强带来的。

邓小平自70年代末的改革，也是借助其个人克里斯玛型的威权，否则他的改革将很难启动。这一点，从战后日本、韩国及台湾的政经改革的进程中，都可找到经验的支持。当然，改革之所以离不开威权，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改革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这一点，不用细说，你也会明白。

甲：你在论证中使用了“文化决定论”，这个论点在90年代曾遭中国思想界的普遍批判哦。

乙：这个我知道。但中国思想界的幼稚于此也可见一斑。我劝阁下不必迷信中国思想界的权威和专家。在他们看来，政府总是这也不对、那也不行。应该说这些学者的批评大多有道理，但是他们自身也如政府一样，其理性是不成熟的。

在美国或欧洲，妇女学者研究妇女问题，黑人学者研究黑人问题，华人学者研究汉学，那么白人男性学者研究什么呢？everything。这在公众眼里十分正常。如果华人学者研究与中国无关的哲学或社会学，往往会使公众觉得诧异。这就如同中国公众对第三世界学者的态度一样，总是觉得他们的权威不如西方白人男性学者。这虽然是一种偏见，但由于这种偏见是建立在概然性基础上的，因此总有一定的道理。

现在言归正传。关于“文化决定论”，我曾有专门研究，为此还写过为“文化决定论”辩护的文章（《文化决定论是错误的吗？》）。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决定论”，而“决定论”又涉及波普尔哲学，为此又写了相应文章（《决定论是错误的吗？》与《波普尔哲学批判》）。

有人认为，不仅文化决定论不对，经济决定论也不对，因为所有的决定论都是错误的。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决定论的对立面是非决定论，又称选择论。这种观点打着反形而上学的旗帜，实际是以唯心主义反对机械唯物主义。非决定论认为，除了自然界存在着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外，人类社会由于人的自由意志的作用，因此不存在规律，也不存在着如决定论者主张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果关系。譬如，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就是虚构的，因为人类社会既会选择前进、也会选择倒退。据说，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被波普尔从根本上给摧毁的。

甲：说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无规律，这个观点我也不同意。你能对规律下个定义吗？

乙：规律是决定论存在的基础，没有规律就没有形形色色的决定论。什么是规律？规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因果关系——凡有条件A，即有结果B。只是这里的条件A往往是诸因素的集合。自然界中，水至摄氏一百度会沸腾，这就是被条件决定的结果，也被我们认为是规律。过去我们认为决定水沸腾的条件仅有温度，后来这个条件中又加入了大气压力。现在我们知道引力场也是条件A的组成部分，因为水在失重条件下，其物理特性会发生变化。那么决定水沸腾的条件是否就这三个因素？这是目前我们无法肯定的，也许决定水沸腾的条件A是个无穷集合。但不能因为我们无法穷尽这个无穷集合，就断言规律的不存在。

人类社会无疑较水的沸腾更复杂，因此决定结果B的条件A集合包含的因素就更多，非但如此，结果与条件之间往往还有复杂的互动关系。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因果关系与规律的存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也是一个规律在起作用的领域。只是因为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有差异，因而各自规律的运动、表现方式不同。譬如，在规律表现的刚性程度上，自然界的刚性程度往往较社会为高，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自由意志在起作用。所谓的自由意志，实际是被各种规律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人类的发展、能力的提高，只是使这个有限的范围稍稍扩大而已。

在这里，我们既要反对波普尔的唯心主义的非决定论，又不能陷入形而上学的机械决定论的泥坑。我所主张的决定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决定论。

譬如说社会发展，现在国内流行的是经济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统治集团一般都信奉经济决定论，往往认为，经济水平上去了，当下社会的种种弊病便会自然得到解决。民间反对派则认为，现在问题这么多，全是因为制度不民主，一旦制度民主了，这些问题便统统会迎刃而解。这两种决定论都含有很大的片面性。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功能层面——器物、制度、观念，或说是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在这三个层面中，作为基础的当然是经济层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这并不表示马克思主义就是经济决定论。经济增长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条件与手段，但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会自动地用这些条件与手段来解决社会发展的问题，否则还要政治与文化这两个功能层面何用？经验证明，经济增长并不自然地导致社会发展，有时反而会引发社会的动乱，这就是经济决定论的偏颇。

更重要的是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在实际运动中，总是呈现出一种复杂的辩证互动形态，即相互间的互为因果。要问这三者中何者最关键，往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譬如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总是走不通，何也？盖因当时情况下，政治制度的变革已成为关键。

甲：既然如此，那么当下民间反对派提出的制度决定论又为何是错误的？

乙：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现在的情况与49年之前不同，现在的问题是前进中产生的问题，而49年前的问题是停滞不前产生的问题。故现时不宜用大规模的制度革命来解决问题，而只能用渐进改良的方法。

其次，因为政治制度是生长于文化土壤上的，没有相应的文化土壤的支撑，往往会出现“桔逾淮则枳”的结局。我们可以比较印度、香港与新加坡三地的社会发展状况。这三地的政治制度都是从英国移植而来，但所得结果却大相径庭。这就说明，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作用要大于制度的作用。因为香港与新加坡两地同属儒家文化圈，且儒家文化理性代表了农耕文明的最高阶段，故易于与代表工业文明理性的英国政治制度衔接。而印度的文化属于奴隶制的种姓文化，与英国的工业文明的理性落差太大，故在冷战时期，印度精英们作了比中国更糟的制度选择——经济上的集中（受苏联与英国工党影响）、政治上的民主，导致其发展远远落后于同期的中国。

更有趣的是菲律宾。二战结束时，菲律宾曾是东亚最富的国家。由于二战前菲律宾曾是美国的殖民地，故其政治制度在独立后仍循美国的一套。但美国的民主竞选在菲律宾却变成了3G——Guns私人武装、Gold金钱、Goons刺客。为何会出现这种怪现象？就是因为文化土壤的不同。菲律宾的文化与美国不同，菲的文化是西班牙天主教文化与热带原住民的原始巫术文化的混合。而热带原始巫术文化是比印度的种姓文化更落后的一种文化，以这种文化来支撑产生于工业文明的竞选制度，其后果可想而知。

甲：看来，经济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确如你所言，是有片面性的。但这是否意味只有文化决定论才是正确的？

乙：文化决定论之所以正确，是有许多具体条件限制的。你不能撇开这些具体条件。譬如在49年之前的旧中国，由于制度的阻碍，文化的作用就相应下降。因此在那个时候，推翻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就成为当务之急。如果你不顾当时的实际情况，以文化决定论来阻碍中共革命，那你实际上就在阻碍社会发展。这也是胡适与鲁迅当年“改造国民性”屡屡受挫的根本原因。

但是，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政治制度能为社会稳定提供一定保障，而过时的文化观念却仍然占据统治地位时，文化变革就成为当务之急。只有在这种具体条件下，文化决定论才是正确的。

为了叙述方便，请允许我在此转抄拙文《文化决定论是错误的吗？》中的部分段落：

为进一步论证“文化决定论”的正确性，在此向诸位读者推荐一本书——《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该书由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庭顿与劳伦斯哈里森二位主编（新华出版社，2002年2月）。

自20世纪以来，国穷国富的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与政治家的关心，最初有人种学与地理因素的解释，但在后来直到50－60年代以前，植根于马科斯韦伯的理性主义学说上的“文化决定论”逐渐占了上风。到了50－60年代，列宁主义的外因论——发源于拉丁美洲的“依附论”学说兴起，文化因素的解释被认为有种族歧视而沉默；持有“依附论”的人认为，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压迫。但是随着东亚经济的兴起与苏联的解体，马科斯韦伯的理性主义学说与“文化决定论”遂得以复兴。在此背景下，1999年4月23日－25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美国艺术科学学会举行的“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研讨会”召开，劳伦斯哈里森（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是该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该次会议实际上有两个主要议题（1）文化的重要（决定）作用，（2）如何改变文化对发展的阻碍。本书即是参加该次研讨会诸学者发言的总汇，其中当然也选了一些不同意见。

“决定论”在西方学者中没有好名声，因此赞同韦伯观点的学者都用重要作用代替了“决定”一词，但文化恰好是各穷国木桶上那最短的一块木板，因此文化的决定作用的说法还是在本书中频频出现。在亨庭顿为本书所写的前言中，他说到，“关于文化在人世间的地位，最明智的说法或许就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两句话：‘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见本书《前言》P.3）。

乔治敦大学的副教授斯特斯 林赛（StaceLindsay）则在他的文章开篇处直言：“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文化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素，因为文化影响到个人对风险、报偿和社会的看法。”（见该书P.407）

最为精彩的是，喀麦隆一学者丹尼尔 埃通加－曼格尔（DanielEtounga-Manguelle）所言，“文化为体制之母”（见该书P.119）。

甲：由此看来，我国学界对“文化决定论”的批判的确是落伍了。但为何文革失败了，而你的“文化决定论”就能行得通呢？

乙：这里有两个区别——（1）文革主张的文化方向与我主张的文化方向不同；

（2）文化转型的承担者不同。

（1）中国的文化观念实际上是农耕文明形成的。这种文化观念既羡慕工业文明的坚船利炮，又不愿意从文化与制度层面上彻底转型。因此将刘少奇的务实的现代管理理念斥为修正主义与资本主义。毛主张的文化实际是反动的农业共产主义，其典型理念是“五七”道路、延安模式。而我所主张的文化是产生于西方工业文明的民主自由。

（2）承担文化转型的重任被推到了大众的头上，文革的任务是使“六亿神州尽舜尧”，其每一个臣民都要通过触及灵魂的“斗私批修”来成为有着共产主义觉悟的新人。而我主张的文化转型的承担者则是统治集团。

甲：原来你是要当下的统治集团首先接受西化理念，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乙：所谓文化转型其实就是基本西化，但这并非与虎谋皮。

不错，以我的这一套理论要说服整个统治集团接受西化的理念的确有与虎谋皮之嫌，许多人都持有与你相同的看法。但有两点理由支持着我，使我认为存在着统治集团接受西化理念的可能性。

理由之一：

一党专政的理念来自列宁主义，而这种专制主义思想又是从东方文化中产生的，与产生于新教土壤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无关。由此形成了当下统治集团的价值观。但当计划经济体制被废除后，与之相适应的一党专政的价值观也应随之改变，否则就会侵蚀整个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这种状况与清末的状况相同——落后的价值观与统治集团想永续掌权的根本利益发生了冲突。

价值观是由相应的生产生活实践形成的思想文化观念，其作用为指导实践以维护利益。但当价值观落后于时势并与利益发生冲突时，其指导实践、维护利益的功能也就随之丧失。

美国的强大不仅在于船坚炮利，还在于制度，更在于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中国要强大，靠萨达姆式的专制或一党专政都不行，惟有改弦更张，行民主自由制度。但要保证该制度的可行，又要使整个民族改变文化观念。而整个民族观念的改变则必须先自统治集团开始，由统治集团的“先知先觉”，导致制度的渐次变更。制度的变更使民众得益，民众才会拥护这样的制度并改变旧观念、形成新观念以支撑这样的新制度。

掌权是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之所在——究竟是为了某种价值而失去统治地位，还是为了统治地位而放弃某种价值？这是中国当下统治集团面临的生死抉择。满清统治集团如能及时变法，说不定其王室后裔如现在的英国、荷兰一样。因此，我得出结论，统治集团为维护其根本利益——永续掌权，是有可能作出痛苦的理性选择的。

理由之二：

我朝统治集团的文化基因虽然主要来源于传统文化与列宁主义，但也有些许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由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影响，统治集团内部理性的、健康的力量一定会从目前非主流的边缘地位上升。

这两点理由不仅说明统治集团理性与良知有可能上升，同时也说明了中国普京出现的必然性。因为真理总是首先由少数人发现并掌握，然后才可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甲：你的两点理由中，第一条理由有点道理，说服力也较强，因为毕竟利益的作用要大于价值观。为了某种价值观或道义而牺牲根本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一般都是这些集团内的上了年纪的保守势力，你别看这些人现在叫得欢，到了生死抉择的关键时期，还是那些较年轻的现实主义者占上风。但是你的理由之二好像缺乏说服力，你以为那些大佬们还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吗？就是那些年老的理想主义者所遵循的理想，也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一党专制主义。

乙：马列主义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既有升华也有降解。对于其降解方面，学者金观涛有精彩的论述。但马列主义理论中所含的理性主义精神的确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有升华、有发展。我在好几篇文章中都谈到了毛泽东由经验主义向理性主义转变的事例。晚年的毛虽然犯了将理性主义推向极端的错误，但仍将许多真知灼见留给了后人，其中他说得最精辟的一段话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句“最高指示”出台的背景是针对林彪的“政权决定论”的。林彪——实际上不仅林彪，还包括统治集团内绝大多数成员，都相信“政权决定论”——认为，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所谓的革命家们已不同程度地异化为为权而生、为权而死的权迷、权棍。针对这股错误思潮，毛以他几十年的革命经验，语重心长地告诫其同僚——不是政权决定一切，而是文化决定一切！如果事实真如林彪所言，是政权决定一切，那又怎么解释共产党由无权变为有权？

国共两党当年势力消长的惊心动魄的变化，正如黑格尔所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蒋介石800万军队因为合理性的流失，故土崩瓦解，毛的军队因为有了充分的合理性——符合人民意愿、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最后夺得天下，从延安窑洞中的逻辑演绎变为现实。

因此，我劝你不要只见现实而不见合理性，只见当前主流舆论的喧嚣而忽视作为潜意识存于统治集团内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合理性因素的影响与作用，说不定这些影响与作用会变为冰山的水下部分。

正是基于上述两点理由，我对统治集团的改邪归正充满信心。

甲：你对第二点理由的解释有道理。不过据我观察，这个统治集团目前正沾沾自喜于已有的成绩，要他们在目前的状况下改邪归正恐怕很难。非到出了大问题，这个统治集团的理性是不会苏醒的。

乙：这一点你说得有道理。其实这是经验主义者的通病——只见实然，不见未然与应然；只相信眼前，不相信未来；凡事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头不回。每次改弦更张都是在闯了大祸、吃了大亏后才被迫施行。

甲：总结一下，我们俩从Perry教授的理论谈起，谈到现在你其实只回答了一个问题——威权主义的必要性。在这个问题中，又分成了下面几个小问题：

1,从Perry教授的博弈论开始，你根据中国强政府与弱社会的格局，证明强政府与威权体制的必要性。

2,在上述论证过程中由于引进了“纳什均衡”，因而涉及了理性与理性主义的问题。

3,从理性主义对待非理性主义的角度，再次论证了威权体制的必要性。

4,这就又引出了“文化决定论”的拦路虎。

5,从“文化决定论”又到文化转型，论证了中国普京出现的必然性，这里又包含了两个问题

(1) 文化转型与文革的两点区别；

(2)对文化转型能够成功的两点理由。

乙：看来我的论证有些纷乱，今后找机会整理一下。目的是使关心这类问题的人能易于理解并接受我的观点。

甲：你的这些观点比较新颖、独特，我还要花点时间慢慢消化。

下面我想听你介绍如何以威权来促进民主的问题。

（三）以威权促民主

乙：首先打算谈谈民主改革的必要性。论证这个问题，有两条途径，一是从人性、人权说起，一是从马克思主义说起。前一条途径，宏篇巨论可谓汗牛充栋，我的论说不会有什么新意。因此，在这里，我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来论证。

甲：既然说到了马列主义，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当下统治集团内的保守势力正是以马列主义为武器来反对民主改革的，他们认为马列主义理论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你的马列主义却力主民主改革，这是怎么回事？

乙：首先你要注意，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不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基督教新教文化的产物，列宁主义则是东方东正教文化的产物。从社会发展阶段而言，新教文化催生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东正教则与封建农奴制互为因果。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理性化程度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属于典型的理性主义，而列宁主义虽然也有理性主义的成份，但主要是非理性主义的唯意志论。

甲：这个区分有道理。我注意到，马列主义理论内部一向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矛盾，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多于革命性而列宁主义正好相反？

乙：也可以这么说。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

阶级斗争，生产资料公有，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按需分配，这些都不是马克思的原创。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上其他学派或主义不同的是，首次揭示了一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客观规律。因此马克思反对在工业化刚刚起步阶段就要消灭资本主义的所谓“革命”。当然马克思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导致其学说中有一些重大错误。譬如，将资本主义早期出现的周期性的过剩型经济危机误以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合它所发展出来的生产力所致。

甲：补充一点，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错误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言，未能预见到随着科技的发展，知识分子在劳动人民中的比例上升，以及由此形成的“中产阶级”成为代替产业工人的社会中坚。

乙：你说的很对。马克思的误判与缺乏预见，这都是历史局限造成的，我们不必因此而苛求他。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历史局限性错误为列宁主义所充分发展，列宁认为，他那个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这个新时代，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由布尔什维克建立的苏联及在二战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是在列宁主义理论的框架内创立的。这个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像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的独立的历史阶段，之所以这样断言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有其自己的经济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公有制加上计划经济。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构与其意识形态。

如果计划经济的经济基础能够持续地创造出比市场体制更有效率的经济成果来，那么这样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无疑是和谐的，也可以说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经历了70多年的实践之后，最后被证明行不通，于是整个列宁主义垮塌了。国际共运经过70多年的实践发现，不但苏联解体了，就是号称红旗不倒的中国，由于全面施行了市场体制，那里的共产主义试验实际也失败了。

但是在经济方面改弦更张的中国却不肯随之在上层建筑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这就使过时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发生了全面对抗。这也是生产力越增长、社会矛盾不是相应缓解而是越发尖锐的根本原因。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顽强地在起作用，或说，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是马克思揭示了其基本规律的资本主义时代。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所建设的，实际仍是资本主义；既然我们建设的是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有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不可能是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通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自由政体。只有在这个政体之下，我们才能将生产力发展到实现共产主义的水平。

甲：你将市场体制归为资本主义，这似乎缺乏说服力。因为市场体制早在原始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就出现了。可见，市场体制既非姓资也非姓社，它本身是中性的。

乙：将市场说成是中性的，这本身是邓小平的一个善意的诡辩。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用了相当篇幅来证明，商品交换是如何必然地导致资本主义的（韦伯的博士论文更是把古罗马时期的市场交换定义为资本主义）。如果要否定马克思的这一结论，邓小平应该写一本像《资本论》那样规模与水平的专著。

市场交换的确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但是作为一种体制，却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才最终形成的。所谓体制，那当然包含一系列的法律和政治制度。然而在前工业文明时期，市场交换既缺乏相应的保障支持体系，也未能上升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交往方式。作为资本主义的核心交往方式，它不是像计划经济那样被人发明出来的，而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并一直在私有制社会的各个阶段逐步发育着。一旦去除了对这种交往方式的种种限制，它就必然会产生出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