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的研究理论已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现实社会中的各个领域，尤其是经济和政治领域。博弈论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经典模型，即“囚徒困境”，简单的逻辑和结果却不断地在我们身边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再现，似乎我们永远无法逃脱这一既定的宿命。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下所谓的“囚徒困境”。

一个案子的两个嫌疑犯被分开审讯，警官分别告诉两个囚犯，因为缺乏足够的证据，所以如果两人均不招供，将各被判刑一年；如果你招供，而对方不招供，则你将被判刑三个月，而对方将被判刑十年；如果两人均招供，将均被判刑五年。于是，两人同时陷入招供还是不招供的两难处境。显然，最符合二人利益的选择应是均不招供。但两个囚犯从符合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基于理性的分析，均选择了坦白招供。这种两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以及因此被判５年的结局被称为“纳什均衡”，也叫非合作均衡。

传统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这样描述市场机制：“当个人在追求他自己的私利最大化时，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会导致最佳的经济后果。”这就意味着，在一个机制公正的竞争环境中，只要每个人都理性地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同时便会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增长。即自利的结果会在“看不见的手”的牵引下带来互利。

但是“囚徒困境”的结果却表明个人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并不能自然导致整体利益的最优。也就是说，集体中有可能每个人的选择都是理性的，但对于整个集体而言其结果却是不理性的。二个囚徒理性分析的结果是放弃了“双赢”的拒不招供策略，而选择了“双输”的坦白策略。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大量实验证明，更让人惊讶的是即便给二人事先沟通“串供”的机会，绝大多数情况下，二人仍旧无法摆脱“双输”的结果。中国市场这几年屡次出现的行业价格联盟便是最好的现实例证。显然，企业建立价格联盟的本意是希望籍此保证各方的利益最大，实现“多赢”。但每次的结果却都是再一次推动行业整体的价格下降，得到了“多输”的结局。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走出“囚徒困境”呢？显然，当双方都从实现对方利益的角度出发，放弃自己的部分利益，就有可能得到合作双赢结果。问题是，基于个体天然的利己经济本性，靠个体自发打破“纳什均衡”是非常困难的。即便是通过各种承诺、协议、惩罚等等手段，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段和有限次数的博弈中，合作同样是难以稳定的。博弈论的研究告诉我们，当囚徒困境一旦从一次性博弈转变为重复博弈，情况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博弈的结局也就是纳什均衡点可能会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当博弈的次数足够多，时间无限长时，合作便会达到稳态，从而得到“共赢”的结果。可现实中，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生中和另一主体的博弈机会也是有限的，因此看来我们似乎无法突破“纳什均衡”的宿命了。再看现实市场中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尽管“合作”、“双赢”已成为时髦的口号，但我们看到更多的仍是高举“用户利益最大化”的旗帜，实施“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策略。

于是突发异想：互联网和宗教或许是我们突破“囚徒困境”的希望所在。

互联网的产生简化了经济交易的过程，使个体间重复博弈的频次大大增加。如果说传统工业社会中的企业推崇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竞争模式，那么信息社会中的IT企业则更能接受“平等，兼容，合作，共赢”的互联网精神。所以，当一个新的经济学悖论——“只有为大众创造最大价值，才能获得自己的合理利益”提出时，首先得到了互联网公司的接受和实践便不奇怪了。有趣的是，很多网络公司确实都是在为社会奉献了大量价值后（自身承担巨额亏损）才开始获得自己的利益回报。再说另一因素，宗教信仰的建立使得有限的生命时间得以无限的延长，比如佛教的“轮回”和“因缘”说实在是绝妙的创意，它不仅使人类短暂的生命得到无限的延伸，同时也使对合作背叛的惩罚永无时效。互联网为大量的重复博弈提供了技术平台，宗教信仰则确保了承诺、协议和惩罚手段发挥出最大效用。二者共同作用，使得多方的合作趋向稳定，从而获得“共赢”的理想结局。

权当茶余饭后的闲篇谈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