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词语是很有意思的，同一个意思却有着不同的名词，所谓“战略公共关系”一词并不是西方人的独创，它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力量与智慧的博弈活动的总和。而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当属儒家提倡的“仁”与“礼”的思想体系，我个人认为“克己复礼”是现代公共关系最应该汲取的人文精神。孔子孜孜以求，毕生周游列国，诲人不倦，来推广他的思想主张，这才是人类最早和最成功的“战略公共关系”，时至今日，2500多年后的现代社会，这种伟大的智慧依旧放射着仁爱的光芒，从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的口号，到今天的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无不绽放着他的伟大智慧的璀璨光芒，不能不让今天的浮躁的人和社会为之汗颜，英国学者甚至高呼，解决当即世界各种文明和利益冲突的良药只有中国的孔孟之道，和源于印度并发扬光大在中国的大乘佛法。

作为诞生了人类最早也是最系统的战争博弈理论《孙子兵法》的中华民族，他所具有的被现代人称之为“战略公共关系”的思想价值与内涵，不论从理论，还是到实践，都是无比丰富和系统化的。他同样是“战略公共关系”的精华阐述，书中的每一句话，都透射出今人无法企及的“战略公共关系”的智慧光芒。

“战略公共关系”的实质是“战略”，它的对象是“公共”，即包含自己和大多数外部利益的集合体，他研究并实践的是“关系”，是一项高度科学化的系统工程。它不离公共关系的本质定义，那就是树立在社会和公众心目当中形象的美誉度、知名度，他的基本原则是诚实，而非诡辩，从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记者对大垄断寡头企业欺压劳动阶层的现实进行的“揭丑”报道，也叫做“扒粪”运动的一开始，就决定了他是为了诚实、公正、沟通、理解而来的，它是一种为了和谐而诞生的职业和科学。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早已不囿于高深的理论和学术，他们已经将这种人类智慧的最高博弈境界，转化为文学艺术，并玩味于他们的普通人的历史进程之中。这就是自它在中国诞生以来就妇孺皆知的，那部古代“战略公共关系的”传奇巨著《三国演义》，他演义的就是人类最高境界的“战略公共关系”，从政治军事到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无不完美演绎着人类力量与智慧的深刻而复杂的博弈。

在中国人历史中，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诸多细微方面，都渗透着这种战略智慧的影响，而且，这种进程从其诞生以来，历经上万年从未间断过。在以西方物质文化文明占主导的当今时代，中国的“创建和谐社会”和“走可持续化发展道路”战略的酝酿并出台，更加体现了这一人类智慧和思想文明的强大的生命力，令我们对中国古代先人这种灿烂的战略智慧叹为观止，而那点现代人的智慧和理论在他的面前着实有点班门弄斧、捉襟见肘。

自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传奇怪人纳什的“博弈论”问世以来，不知有多少学者和理论家追随他的步伐，在各自所研究的领域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举世瞩目的成果，涉及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人类社会问题的各个方面。但是，正如同西医和中医的差别一样，西医是基于对死亡的个体的解剖学基础之上，才产生了现代的西医理论体系，而中医从一开始就把研究和认识世界的对象，建立在有灵性的活着的、整体生命动态系统的前提下，这一理论经典的核心代表就是《易经》和《黄帝内经》一致延承至今，恩泽华夏子孙，这是和西方哲学体系，以及科学体系完全不同并超越其上的。

西方物质文化文明的理论都是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他们所研究的对象主体都是相对静止的，机械的，甚至是死气沉沉的，这种哲学观和方法论也同样体现在西方近代和现代的物理、化学、天文学等诸多科学领域里，甚至是心理学，他们几乎一致忽视了作为具有灵性生命和思想的人的自身与自心的最重要的因素，并割裂地看待客体事物。就如同宇宙“大爆炸”理论，始终在哲学上无法阐释清楚而不了了，我们不妨问这样一个问题：人类之所以能思考无穷尽的宇宙问题，这种功能的本身就是最大的、最值得研究的问题。

“战略公共关系”的最核心点就是落在“关系”二字上，他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整体系统之上而进行博弈的，也就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动态博弈过程，平衡与和谐乃为战略博弈达到的最高境界，如同祖先留下来的河图洛书，以及演绎出来的太极图，这重高度和谐的动态平衡，便是中国人战略博弈智慧的源泉所在，准确把握各种因素之间的动态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把握好最后博弈的结果，使之趋向于对参与博弈的自方或者是双方，乃至多方都有利的方向发展，并取得最佳的战略态势，形成至少一个或者是多个战略优势“势能体”，以及他们之间的最佳组合而形成的更高级别的“大势能体”，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战略公共关系”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理想，而我们将其运作过程总结为这样五个步骤，即谋势、借势、造势、用势、成势，进而形成我们的“大势能体”战略公共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