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上，转自汪丁丁)

从博弈论遇到的困难我们容易看到，理性，虽然它使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的皇冠，它毕竟需要为自身找到一个“支点”才能移动整个宇宙，理性的终极出发点在什么地方呢？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两个基本答(见我在《读书》95年3月的文章)(1)笛卡尔的“建构主义理性，其出发点是笛卡尔的思考着的我。(2)休谟和波普的“演进理性”，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传统”只不过波普以及哈耶克说的“传统”是有发展层次的。最长远传统是物竞天择通过物种遗传机制形成的“生物传统”，以生物器官的功能和结构为载体，其次是社会演进传统，以一个社会的文化道德体系为载体，再次是个人经历的传统，以个人的心理结构为载体(哈耶克，1952)。

唯一可以接受的结论是，公共知识来自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也就是上面介绍的克莱珀斯三个解答中的第三个。哈耶克说(他的四个命题见我在《经济研究》1994年7月的综述文章)：“我们的理性与我们的道德一样，都是演进选择过程的结果。”关于演进的理性传统(或者“进化认识论”)。哈耶克认为波普论述得已经报透彻，没有必要再论及，所以他为《致命的自负》规定的主题是要说明“道德传统的演进过程”。我所理解的道德，其核心就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如何进行合作的知识。一旦被一群人接受(例如从小就在同一个社会里长大)，就正是上面所说“公共知识”。而道德传统本身是人类长期演进而来，扯不上理性或非理性的问题。我承认这是一种相当“宿命”的看法。然而正如我在“传统与乌托邦”(《读书》1995年3月)中说明的，这种看法是对于理性设计的自我良好解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