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博弈与合作之四：博弈论视野下的中美关系

博弈论讨论的问题都是在设定的条件下构建的理论模型，它给予我们的是在进行对策分析时开启智慧之门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简单的公式。

国家利益是动态的、演变的。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的“国家利益”具有不同的表征和不同的侧重点。

一个世纪以前在美国盛行的“孤立主义”更代表美国的“国家利益”呢？抑或是传教士的狂热和当今美国领导世界的追求更体现美国“国家利益”之所在呢?

即使是在同一历史时期，美国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认识及其所导致的行为特征也常常让人眼花缭乱。美国对华政策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摇摆。

而“实实在在”的那些“国家利益”同样是冲突的。在中美贸易磨擦中，是美国的制造业者、是美国的零售商团体、是美国的消费者集团，还是美国的劳工保护组织更代表美国的“国家利益”?坦率地说，美国本身就是一个自我冲突的国家。无数个利益在美国国内同样进行着纷繁芜杂的“博弈”。美国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美国不同利益集团博弈所达致的一种均衡状态。

反过来说，我们也不能说自己就是完全的“理性行为者”，我们对于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样在进行着不断深入的探讨。

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认识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理论上的“国家利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复杂状态。

由此，作为多元化社会典型的美国与处于飞速变革过程中的中国，其利益的复杂性使其相互关系模式必然会出现多样化的特征。

至于在特定的博弈过程中，博弈各方可能追求的根本就不是“绝对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相对于对方的“相对利益”的最大化。“相对利益”的极端形式是使对方的相对损失大于自己。

例如美国如果不是被动的而是有目的地将苏联或者今天冷战后的中国拖入军备竞赛的话，那么在安全领域里博弈的双方进行比较的就不是谁的获益更大，而是谁的损失更大。

在这里，敌对方的更不安全就是自己的进一步安全。如此，则关于国家利益的认识将更为复杂。

影响决策的因素首先包括决策者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价值观的变化。决策者指导思想、他们对所处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及其他所涉及问题的认识现状。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长期着眼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迫在眉睫，从而形成了当时准备应对大规模战争、甚至核大战的国际安全战略；在改革开放年代，中国敏锐地把握时代潮流，做出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判断，努力促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谋求全球战略平衡，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中国仍然判定，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争取国际和平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名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中国完全应该也可能获得大约20年战略机遇期，以尽快发展壮大自己。有关中美关系的决策只有放在这样的国际战略大背景下才可能得到更深入的理解。

决策集团的构成及其对形势的判断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决策者的外交实践和经历，甚至其个人性格等也越来越多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此外，决策程度的设置及其所带来的相关因素，专家学者和特殊利益团体在政策的选择、政策的制订、政策的推广与执行等方面也发挥着特定作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关系领域涉及的问题日益增多，决策者已经很难做到在各个领域里都是行家里手。他们在判断自己所面临的形势、确定所涉及的国家利益以及选择何种政策保护和增进国家利益等方而越来越面临着困难。因此．来自多方的信息以及专家的意见、建议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传统的现实主义政治研究中，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基本行为主体。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大众传播技术的进步以及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普通民众的价值判断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也越来越强；团体(包括政府间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群体和个人(特别是关键人物)等甚至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国际行为主体。

在这样纷繁芜杂的背景下，决策参与者的信息占有状况直接影响博弈的过程和结果。在“囚徒困境”一案中，两个囚徒不能进行信息沟通，成为他们不能达成合作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国家，例如处于博弈状态中的中国和美国，在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掌握了充分到什么程度的信息呢?什么样的信息沟通促使两国实现“双赢”的合作，什么样的信息沟通失误导致中美两国间历史性的悲剧?今天，中美间的直接交流已经超过220年，信息沟通技术也已进入所谓的“互联网时代”，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每年超过一百多万人次，中美双方已建立起140多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即使如此，正如美国人看中国总是充满着神秘一样，中国人看美国同样也仍然是雾里看花。

当然，国家间博弈中的任何决策，其最终立足的还是国家的实力。但是，在国家实力的认识上，我们同样可能存在诸多的误区。

真正的中美博弈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双向对弈，其背景和基础是复杂多变的大国关系和全球国际关系格局。这就如同博弈论中的多人赛局，参赛者可能出现结盟、半结盟还是不结盟等多种选择以及如何结盟等新的问题。

相应地，博弈结果也就超越“你死我活”的“零和对局”，而出现了“双赢”乃至于“多赢”的可能性。其博弈进程也表现出大国控制、均势、两极对抗、集团冲突、国际协调、“中心—边缘”等各种形态。此外，中美关系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

一个问题的博弈往往牵扯到其他各个方面。因此，在实际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博弈无处不在，但千差万别、各具形态。博弈本身就意含着冲突，而冲突也内在地蕴涵着合作，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冲突与合作；即使是冲突与合作本身，其强度形式、外部环境等等也各具有不同的特征。

最后要再次强调的是，博弈论给我们提供的是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思考问题的角度，它不可能给我们一个去图解中美关系的公式。运用博弈论去解析中美关系，特别是冷战后的中美冲突与台作，我们将看到一幅宏大的全球性场景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也正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的魅力所在。

2008.08.28 吴彦臣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