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王法

----从制度经济学说起

两年前我在读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中国落后了）时，就曾思考过一个问题：中国有科学技术的最领先时代，比如宋朝，但这些先进的技术并没有在中国导入工业革命，而依然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我当初对其原因的解释是：1、中国的儒家文化；2、中国的封建制度。并作为我讲解企业文化发展史的一个反面教材。

后来翻康芒斯《制度经济学》，找到了这么一个原因：

在中国（包括其他亚洲大国），缺乏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前提，简而言之，缺乏一定的制度。------制度是为平等的竞争而设，王权具有无上权利，没有必要为留住人才而竞争。

没有制度（或对人、财、物权的充分尊重）就没有市场经济，制度发展的不足，使技术进步成果的积累和潜在的巨大市场不起作用。

就是说，法制社会是市场经济的最优土壤，美国人是法、理、情，中国人情、理、法，美国的法、理、情使得大家以法为尊、以“制度”为尊，产生了自由、平等的市场。

个人认为：“经济”一词，来源于草根，代表着真正的众生平等；“政治”一词，来源于王权，代表着阶级差别。

所以有“制度----经济----学”、“王权----政治----学”这样的结构。

大卫·休谟说过：“至少有三项制度对人类进步和文明社会来讲是具有根本性的：保障产权、通过自愿的契约性协议自由转让产权、信守诺言。”就是说，只有制度代替王权、契约（包括社会契约和心理契约）代替“王道”，人类的文明才会进步。

深一步理解，就是----平民、广大群众创造了人类发展的历史。

法律是无情的理性（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我们是法律的奴隶，所以我们能自由（西塞罗--古罗马）。制度，带给我们最大的自由！

另：下面是制度经济学中最有名的两个例子：

例子1（梁小民教授的例子）：欧洲人是如何移民到澳洲的——坐船——大部分是罪犯。在18-19世纪英国派人用轮船运送罪犯——起初的办法是政府对私人船长按运送的人头付费，费用足以保证每个罪犯的食物和医疗保障——但贪心的船长提供的条件简陋，并囤积食物（到澳洲后将集余的食物卖掉）——平均死亡率30%。

如何减低死亡率？

第一种做法：进行道德说教，让私人船主良心发现，改恶从善，不图私利，为罪犯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一句话，依靠人性的改善。寄希望于人性之善有用吗？

人的本性是利己，从利己出发，人可以做出善事，也可以做出恶事，人性只能用制度引导，而不能靠说教改变。在人们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而敢上断头台的时代里，企图以说教来改变人性，无异于缘木求鱼。私人船主敢于乘风破浪，冒死亡的风险把罪犯送往澳洲是为了暴利。经济学家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永远都是承认人性，而不是改善人性。

第二种做法：是由政府进行干预，强迫私人船主富有人性地做事。这就是由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最低饮食和医疗标准，并由政府派官员到船上负责监督实施这些规定。

市场经济应该有秩序，这种正常秩序的建立离不了政府的干预，离不了立法和执法。但政府的干预也并不是万能的，这种做法成本很高。面对贪婪成性又有点海盗作风的船主，官员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与船主同流合污，分享利润；一种是坚决执法，自己或亲人的生命受威胁，面对船主的利诱和威迫，官员的最优选择只能是与船主合作。

第三种方法：当时既没乞求船主们发善心，也没派什么官员，而是找到一种简单易行的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数付费，而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罪犯人数付费。

当按实际到达澳洲的人数付费时，装多少人与船主无关，能到多少人才至关重要。这时船主就不想方设法多装人了。要多给每个人一点生存空间，要保证他们在长时间海上生活后仍能活下来，要让他们吃饱，还要配备医生，带点常用药。罪犯是船主的财源，当然不能虐待了。这种按到澳洲人数的制度实施后，效果立竿见影。以后这种制度普遍实施，按到澳洲的人数和这些人的健康状况支付费用，甚至还有奖金。这样，运往澳洲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1%至1.5%。

结论：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哈耶克）。制度的设计要顺从人的本性，而不是力图改变这种本性。要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不能靠人性改善，只能靠一套把利己变为有利于社会的制度。

例子2：囚徒困境（博弈论的源头）---制度增加互利合作的机会。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审讯。警察知道两人有罪，但缺乏足够的证据。警察告诉每个人：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刑一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八年；如果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十年。于是，每个囚徒都面临两种选择：坦白或抵赖。然而，不管同伙选择什么，每个囚徒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的话放出去，不坦白的话判一年，坦白比不坦白好；如果同伙坦白、自己坦白的话判八年，不坦白的话判十年，坦白还是比不坦白好。结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坦白，各判刑八年。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一年，显然这个结果好。

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和美国可能囚徒所做出的抉择是完全不同的，“制度”就像一个钱币的两面，我们不应该靠命运决定未来，更应该制定游戏规则、掌握游戏规则。我想，我们制定制度的目的也是合作----共赢。

结论：个人的理性行为会产生对群体不利的结果，而合作则能获益。用制度促进合作，还是用制度阻止合作，要取决于具体情况以及从谁的利益出发作出评价。在这个意义上讲，“制度”就是为人们在广泛的社会分工中的合作提供一个基本框架，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