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需要完全的信息
罗子俊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实际上是无法获得“完全信息”的。为了准备明天下午信息经济学上的发言，今天特意借来了商务印书馆2002年12月出版的《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论文精选》。今天早晨醒来赖在床上思考半个小时的结果是：放弃原定关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思想史的回顾，改为从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经济学家中最不为同学们（当然也不为我本人）熟悉的斯彭斯（Spence）入手。
当我开始在网络上搜索斯彭斯的有关资料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新”思路居然与我的另一条“旧思路”不谋而合。我原来有一个思路，就是着重介绍信息不对称中关于“信号理论”方面的问题。当时之所以有这一打算，是因为同宿舍（当然也是同一组）的同学问了我一个问题：如何通过“信息不对称”来获益？而我最近确实也在进行一件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获益的极端恶劣的行为。在这其中，“信号”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值得庆幸的是，大部分接收到我发出的“信号”的人并未如斯蒂格利茨那样考虑信号的甄别问题，因此，我成功的几率还不小。
当我开始阅读斯彭斯被收入前述商务印书馆一书的那篇《劳动力市场的信号发送》时，关于以斯彭斯作为报告的起点以及重点的信念就更坚定不移了。我想，几乎每一个接受过或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都清楚，文凭是劳动力市场上最重要的“信号”，但说实话，我也是到今天才发现，原来对这个“信号”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就是这位相对另外二位而言不为人所知的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彭斯教授。
忽然我想起了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教授。谢林教授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人。首先，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获奖时年龄最高的人（这个“最老”的纪录已经被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维茨教授所打破——新注）。其次，谢林教授获奖并不如其他人一样，主要由于某篇或某几篇重要论文，而是他的《冲突的战略》一书。再次，谢林教授研究的是一个有趣的领域——非数理博弈。在我们一般的观念当中，博弈论都是需要高深的数学的，但在谢林教授的书中却只有极少并且极简单而且基本的数学。最后，我非常惊讶地在两个地方见到谢林教授的名字。其中一个是上述斯彭斯论文的鸣谢名单当中。在这个名单当中着重提到两个人，一个是197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罗，同样以研究信息经济学而著名；另外一位就是谢林教授。而第二处见到谢林教授名字的地方，是在奥尔森教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的前言中。在那篇前言中，谢林教授是奥尔森提到的特别需要感谢的人。
说了一大堆，算是为明天下午的报告做一个小小的注释。
《死亡笔记》与完全信息
回到主题。最近，一位舍友忽然在看一部正在热播的日本动画片：《死亡笔记》。片中（据我同学介绍）说的是一个品学兼优但却十分内向的日本中学生，他拾到了死神掉落在人间的一本“死亡笔记”，只要他往笔记上面写某个人的名字，那个人就会死掉。而当最后这个写名字的人该死的时候，死神将亲自将他的名字写上去。
为什么说到这个《死亡笔记》呢？因为当我一想到一个具有完全信息的世界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它了。在一个拥有完全信息的世界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在我看来）是，我们将知道我们在何时，因何事而死去。实际上，在一个完全信息的世界里，什么事情都不会（也不需要）发生。举个例子，如果你要和一个人说话，由于信息完全，因此你不用开口那个人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了，而同样，你也知道他对你说的话的反应，于是，你们实际上不需要对户。当你有了一个新的想法的时候，世界上的所有其他人都会马上知道你的想法，因此，创新不再需要，或者说，创新将不再被激励。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每个人都进入了老子说过的那种状态：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我们生了，但实际上我们所做的就是等待死亡，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用做。
医生的痛苦
我内心实际上是一个悲观的人，但我常常表现得非常乐观。今天之所以说到“死”这个如此沉重的话题，是在是有原因的：我姑姑得了乳腺癌，并被告知，最多只能有8年的寿命——前提是注射2.5万元一支的进口药物，并且至少注射6支——否则，只有两年命。
忽然觉得很可怕。我姑姑实际上是一个十分悲观的人。从一般常识来说，这样的消息应该不要告诉她。但不告诉她实际上结果还是一样：因为她是一名医生，按广州的俗语说，叫“自己知自己事”。
于是，又想起多年前在《读者》（或者是《青年文摘》）上读到的一篇文章：父子二人都是癌症专家，父亲得了癌症，儿子极力想救助，但父亲悄悄地将输液的管拔掉，并留下一盒录像带。在录像带中，这位父亲说，他很清楚癌症的特征，清楚知道他是没有救治的必要了。
做医生真的很痛苦，除非他们都不会生病，但现实中医生又往往是最多病的。有时候，如果他们不是医生，或许对他们的病还更好一些。
都是“完全信息”惹的祸。有时候，无知也是一种福气。
2007年1月10日，14：30，麦当劳
修订与2008年8月2日，11：32，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