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法律规范的合宪性进行抽象审查时，只有已经公布（无论是否生效）的法律、法规、规章才能被列为审查对象，审议中的法案不包括在内。至于对法律规范合宪性的具体审查，由人民法院以及专门法院在审理具体诉讼案件时启动-当发现相关的法律规范有违宪嫌疑时，担任该案审判工作的独任制法官或合议庭立即终止审判程序，通过法院院长提请宪政委员会判断。对国家权力行使过程中个别侵犯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应通过宪法诉讼的方式来提供救济；在这里，合宪性审查的范围除了行政机关的处分之外，还不妨在将来条件成熟后把已经生效执行的法院判决书也都包括进来（这也意味着用合宪性审查程序来逐步取代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除此之外，宪政委员会还有权在不同的国家机关、政党之间发生冲突时折冲樽俎，发挥调解和仲裁的功能。

　　合宪性审查制度的主要功能是维护宪法秩序的统一性以及切实保障人权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侵犯。从作为宪法超越之维的人权的层次来看，合宪性审查的关键是容许个人提起宪法诉讼，以根本规范的最高效力来抵制任何国家权力行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压抑。因此，可以把个人有无向宪政委员会或宪法法院提诉的当事人资格作为衡量制度设计的优劣高下的一项最重要的指标。

　　但是，在考察宪法诉讼时，除了保障人权的理想之外，还有必要留意社会现实以及制度的可操作性。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德国不仅正式承认了个人提起宪法诉讼的权利，而且实际上以公民为一方当事人的提诉在宪法法院的业务中占了极大的比重，高达案件总数的大约95%.在1951-1997年期间，德国宪法法院审理的个人提诉将近11万3000件，有不胜负荷之感。为了减少讼累，宪法法院只好抬高入口的门槛，通过修改规章制度的方式规定了更加严格的受理要件，即：第一、提诉案件必须具有事涉宪法原则的重要性，第二、必须是实现基本权利的适当要求，第三、如果拒绝受理起诉人将因此蒙受重大损失，等等[30].从这样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可想而知，问题当会更加严重。近年来，仅就对已经生效执行的法院判决所提起的审判监督案件而言，其年度受理件数就高达9万余件，更不必说对行政机关的处分以及其他权力行为的申诉和异议了。尽管其中真正属于追究违宪责任的只有一小部分，但绝对数值仍然是非常可观的。因此，如果在中国立即承认个人提起宪法诉讼的资格并且不加以符合国情的适当限制，那么势必出现类似“怒潮冲倒龙王庙”那样的混乱场面。

　　为了预先防止提诉案件的爆炸性增加造成合宪性审查制度功能麻痹的危险，除了规定非常严格而细致的受理要件之外，在第一步的阶段似乎不妨首先只承认机关的提诉权，例如把当事人资格限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代表团、30名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的联名、全国政协、30名以上的政协委员联名、国家主席、国务院以及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主要政党的中央委员会、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律师协会、各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等机关、社团等之内。

　　至于保障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方面的合宪性审查程序的启动，则暂时由国家信访局来归口进行。换言之，个人只能通过信访系统间接地向宪政委员会提出追究违宪责任的申请，而由信访局及其负责人来代表公民行使宪法诉讼的提诉权。承认国家信访局在宪法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一方面可以过滤个人诉求，防止滥诉现象，有效地减轻合宪性审查机构的业务负担；另一方面，国家信访局手握宪法诉讼这把尚方宝剑，也有利于提高信访系统及其工作人员的社会信誉以及实际功能，纠正地方行政机关等对信访系统的告诫和处理置若罔闻的不良倾向。当然，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在完备各种前提条件的基础上，随着宪政委员会转化成宪法法院，最终还是应该承认公民个人也有资格作为宪法诉讼的当事人直接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合宪性审查，以保障自己的基本权利。尽管如此，在现阶段，在社会转型和政治改革的极其关键的时刻，维护宪法体系的统一性、权威性，坚持从人治到法治的制度变迁方向还是整个社会所面临的最基本的共同课题。

　　总而言之，从组合最优化理论的观点来看，尽快建立合宪性审查制度是完全现实可行的。即使存在某些障碍，也完全可以通过首先限定制度改革的目标、采取“两步走”的渐进策略以及对现有结构进行重新排列的方式加以克服。无庸讳言，组合最优化的实践理性所容许的政治妥协有可能会或多或少削弱宪法效力的发挥。但是，正如莎士比亚剧中的一段念白所表述的那样，“刀剑虽有残缺，还是聊胜于无”，更重要的是让宪政立即运作起来，先迈出那艰难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