Ｒ蛭前凑铡杜＝蛴⒂锎堑洹返慕缍ò延⒂镆约熬逝分抻镏械摹癷nstitutions”理解为从“个人的习惯（usage） → 群体的习俗（custom） → 习俗中硬化出来的惯例规则（convention） → 制度（formal rules， regulations， law， charters，constitution）[viii] 这样一个动态的逻辑发展过程”，笔者（韦森，2001，2002，2003）才在近几年一再坚持将“institutions”翻译为“制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对均质欧洲语中的“institutions”概念有这种个人理解，但考虑到肖特教授在这部著作中实际上是在汉语中“制度”相对应涵义上来使用“institution”一词的，我赞同并支持本书的两位译者在这部著作的中译本中把“social institutions”翻译为“社会制度”。因为，肖特所理解的“institutions”，大致对应汉语本来含义的“制度”。[ix]
最后，这里特提请读者注意的是，要把这部著作中译本中的“社会制度”与现代汉语中意识形态化了“社会制度”（在英文中对应的是“social regimes”）区别开来。现代汉语中意识形态化了“社会制度”，一般是指“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制度”等等。而肖特教授在这部著作中所使用的“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s）是指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内部成员认可和遵同、并作为映照着人们社会博弈中均衡选择的一种“规则系统”和“构型安排”，因而与现代汉语中意识形态化了“社会制度”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2，制度是如何产生的？
在对中文的“制度”和肖特教授所理解的“institutions”（二者是等价的）的涵义做了上述考究之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部著作的主旨之所在。很显然，这部著作的主旨并不是在考究和界定什么是“制度”（尽管这是任何一个想认真思考制度现象的作者在自己的理论话语中均自然会做的一项工作，包括肖特教授本人），而是探讨制度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制度在人们的社会交往尤其是市场运行中的作用是什么。这里，我们先来看肖特教授是如何运用博弈论的分析工具来回答制度是如何生成的这个问题的，并毫无疑问的是，肖特教授围绕这个问题的回答而展开的理论言诠（discourse），是本书最精彩和最有价值的地方。 在本书第1章一开始，肖特就辨识出了经济学说史上对制度产生机制认识上的两种进路：一是亚当•斯密——门格尔的演化生成论传统，一是康芒斯的“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的制度设计论传统。在其后的分析中，我们又会解读出，前一种传统在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以及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最小国家理论”中得以集大成；而后一种传统则在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如赫维茨（Leonid Hurwicz）的激励经济学的机制设计理论，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以“同意的计算”为核心的宪政理论，甚至像舒贝克（Martin Shubik）这样的博弈论大师的数理制度理论中隐含地承传下来了。[x] 对人类世界（the social world）的制度实存（institutional reality）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探究进路做了这样的区分之后，肖特教授在这部著作一再坦言，在制度的生成机制和变迁路径中，他是一个哈耶克式的演化论者，而他的这部《社会制度地经济理论》从整体上来说，正是对斯密—门格尔—哈耶克—诺齐克这种制度演化生成论的逻辑展开。
现在，我们就来简略回顾以下肖特教授是如何用博弈模型来展示制度的生成（他较多地使用“creation”即“创生”一词）机制的。在第2章一开始，肖特就先沿着诺齐克的国家创生理论而假设了一个洛克式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在此基础上来用博弈模型再现制度的出现情形，从而来验证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按照肖特的博弈分析理路，制度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人们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囚犯困境”弈局和其它协调博弈问题。首先，如果一个社会反复地面临某种囚犯困境博弈弈局，那么，一个有效率的做法自然是，它应该演化出某种行为的规则，以避免反复出现的非效率的均衡策略的采用。另外，这样一个规则应成为一个社会惯例，它规定了在重复博弈情况下当事人的行为，并且将被他们所遵循。当博弈重复出现时，这一制度的规则将界定某些被反复实施的非均衡的n维数组的使用。然而，如果这种博弈是囚犯困境类型的，在每次重复的时候，均存在博弈者偏离制度规则的激励。这样约束人们不做占优策略均衡的制度规则就会出现了。
现在看来，肖特教授对制度规则创生机制的这种认识，应该是一个略知现代经济学的人的普通常识了。但肖特教授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在二十年前就意识到并明确地用博弈模型规范地展示出了这一制度生成机制的演化情形。更为可贵的是，他（Schotter， 1981， p. 24）在提出这一点之后还深刻地指出，强调囚徒困境弈局的反复出现（即重复博弈）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社会制度最好是被描述为由某种特定成分博弈的反复进行而形成的超博弈（supergames）的非合作均衡，而不是一次性博弈的特征。”接着，肖特又按照这一思路考察了维系不平等的博弈即具有一个原状的协调博弈，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这一观点。这样，通过考察囚犯困境博弈和协调博弈，肖特（Schotter， 1981， p. 28）得出了以下哈耶克式制度自发生成论的结论：“它们通过人类行动而不是人类的设计而有机孳生地（organically）出现的，因而是个人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集体行为的结果。”
在得出上述结论后，肖特又指出，在当今世界，当然有很多社会制度是被社会计划者设计出来，或者是被社会当事人以面对面的方式就他们想要看到的将被创造出来的制度类型进行讨价还价而一次性创生出来的。这样所产生的制度的确定形式，显然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在计划者专权意志的情况下），或是多边讨价还价（在立法的情况下）的结果。肖特教授还特别指出，后一种制度型构路径最好为布坎南和塔洛克（Buchanan & Tullock， 1962）在他们的经典著作《同意的计算》中所展示出来。因为，按照他们在那本书里地描述，制定宪法博弈是在有交流的条件下以合作的方式进行的。尽管肖特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制度可以是经由计划者有意识地人为设计出来的，也可以通过参与人多变谈判而合作地创生出来，但他明确说明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排除了考察这两种类型的制度。据他自己所言，这出于两个原因：首先，如果所考察的社会制度是由社会计划者创造的，那么，他的设计就可以由最大化计划者本人脑海中已经存在的某个目标函数的值来解释。这样一种做法，正如哈耶克（Hayek， 1955）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所已经指出的那样，是没有多少理论意义的，且从经济学上来说，这还将涉及到显示性偏好问题。其次，如果一个被创生出来的社会制度是一个多边谈判过程的结果，那么就需要一个谈判理论。肖特说，后一种工作最好留给他人去做。
在排除了经由上述两种路径所创生出来的社会制度而不加以研究外，肖特认为，那些用以帮助我们解决社会问题的大多数制度，抑或是有机地孳生出来的，抑或是自发地创生出来的。[xi] 这包括今天在大多数社会中正在实行的星期（天）制度，货币制度，产权制度，甚至战争的规则等等。按照肖特的博弈模型分析，之所以一周七天，之所以采取某种货币形式，之所以出现某种产权安排，甚至之所以在现代战争中有善待俘虏和不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等等，都是经由自发惯例而来的某种制度。在这部著作中，肖特分别用博弈模型把上述制度的创生机制一一展示出来。因此，如果说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还仅仅是停留在他的直观观察和判断因而人们还存疑甚多的话，肖特则用博弈论的理论工具将这些自发社会机制规范地变成了一些博弈模型因而更加能让人接受和信服了。所以，如果今天还有任何人还对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的可能性以及可行性还存有疑虑的话，认真研读一遍肖特的这部著作，也许自己就会找到了答案。
更为可贵的是，肖特教授不但在这部著作里非常精美细致地用博弈模型展示出了哈耶克自发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而且在一个假定的自然状态的背景下，通过一个精美的博弈模型展示了诺齐克的国家创生理论，即令人信服地模型出了一个没有任何个人甚至集体的设计而创生出来的最小国家的出现和其演化机制，且非常深刻地洞察出国家的实质无非是自然状态下偷窃博弈的一个“核”（core）?/FONT>
